6月13日是我国第十个文化遗产日，由北京市文化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河北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暨传统手工艺作品设计大赛当天在农业展览馆开幕。
此次展览集中呈现了京津冀十年来非遗保护成果，是在国家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战略下，首次三地组织的区域合作非遗展示活动。展览分为雕錾塑作、扎绘织绣、琴棋书画、传统医药和表演竞技五个单元，会聚了140位非遗传承人。
孔医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的传承保护单位，代表北京市传统医药项目参加了此次活动，一起来体会一下非遗魅力吧！
资料导读：
《中国文化报》专题报道：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
孔伯华先生（1884-1955）
1915年，在北京北洋政府创办的唯一的中医机构官医院来了一位山东籍的大夫，浓眉长须、宽鼻梁，目光灼灼，温文尔雅，他的名字叫孔伯华，这年他只有31岁，但精通医典，能克疑难。他和当时的京城名医杨浩如、陈伯雅、张菊人、赵云卿等一同悬壶济世，很快便声名鹊起。
孔伯华擅长处理瘟疫，1917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疫情猛烈，人心惶惶，他参加了这一防控行动，和同仁们取得了成功。1918夏秋之交，廊坊一带爆发霍乱（旧称“虎疫”），朝病夕死，人人自危，百姓对他们的帮助拒不合作，他和张菊人等，沿户访问，一边做心理说服，一边积极诊治，防止了许多人间悲剧的发生。这是近现代以来医学史上较为成功的流行病疫情防控案例。孔伯华与张菊人等人回京后分头编写《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存世，这是中国流行病学的重要进步。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中医为中华民族的人口质量和百姓福祉贡献巨大。但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欧风美雨的浸入，西方医学在一部分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的宣传和鼓动下，正日甚一日地攻占着中医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实在孔伯华初到京城的1915年9月30日，袁世凯就曾经签署一项法令，要求医学、药学、兽医学，都要参照西方标准。曾学过中医，后留日学习西医的余云岫就激烈反对中医，推崇西医。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废止中医”的方案。孔伯华把全国中医和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坚决抗议，迫使国民政府收回成命。
为了真正挽救中医，加强人才培养，1930年，孔伯华与萧龙友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他聘请当时知名中医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讲师，一时间名医云集，倾慕中医的青年学子纷纷负笈而来。卢沟桥事变后，学院遭到侵略者的肆意干扰，被迫停办，但是北平国医学院作为首创的中医高等学府，从学制、教师、课程、管理等方面，都称得上是一所民办的正规化中医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医高等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为中医的存续和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孔伯华高风亮节，常以个人诊费收入挪补学院开支，自己则践行着“既无恒产，又无积蓄”的人生宗旨，因家中人口众多，遇困难还常要借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孔伯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工作，极力拥护党的中医政策，力主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结合。他曾多次为国家领导人诊疗，并曾写信给毛主席说：“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耳……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至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毛主席支持他的意见，指示国务院筹办中医学院，孔伯华则捐出了自己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全部办学资料。1955年，71岁的孔伯华在北京逝世，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悼念，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国家领导人彭真亲自主祭，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孔伯华先生寓所吊唁。随后的1956年，四所高等中医学院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建成开学，新中国中医教育步入正轨。
岐黄薪火，烛照万家
生前好友萧龙友先生曾有一联哀挽孔伯华：“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这对联说的确是事实。
从祖父孔宪高、父亲孔庆铣算起，孔伯华家族六代通医。孔伯华的儿子孔祥琛、孔祥琳、孔嗣伯、孔祥琦、孔少华均继承了父业，孙子孔令训、孔令诩、孔令誉、孔令谦、孔令泳也都延续了祖业。不仅如此，他们的一家人还延续了低调、耿直、严谨、厚道的家风，在中医药界堪称一道风景。
即以三子孔嗣伯为例，1948年始随父学医，临诊左右，并先后从师于萧龙友、杜文甫、汪逢春、陈慎吾等诸名家，从医六十余年，应用中医大方脉治疗疑难杂病、五官科疾病方面成绩卓越，曾担任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同仁医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三、四届专家顾问。孔嗣伯从不介入中医界存在的学派纷争，他坚持兼收并取，无论对尚无定论的“经方派”还是“时方派”，无论是“伤寒”和“温病”，都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人们评价他说：“从不炫耀技能，以名医世家出身为傲；对待患者和蔼亲切，均能一视同仁，救人无数，在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
幼子孔少华，少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曾投师天津父亲故交名医王静斋之子王季儒师兄家学习，后在中医医院参加工作，“文革”期间曾饱受凌辱，改革开放后崭露头角。同行皆敬重他的博学、业精和豁达。患者则对他面对温热疾病，如高热不退、流行性感冒、大叶性肺炎等急性症候，一药而愈的医术折服不已。颇具传奇色彩的是孔少华的名士风范。他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遍览群书，经史子集信手拈来，偏爱楚辞，敬仰屈原，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弟子辈津津乐道他酒酣诵读“好了歌”的场面。
根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中国文化中的儒与医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儒家起源的巫祝传统，另外一方面儒家文化和中医文化的自然宇宙观和社会认知方式、生命体验方式互为印证、支持，儒滋养了中医的文化底蕴，医丰富了儒的现世关怀，因此“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士人抱负也得以千年流传。儒者风范是孔家几代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他们的普遍特征。
乘风而起，借力非遗
如今的孔医堂董事长孔令谦，正是孔少华之子。孔令谦幼时饱受家庭环境的濡染。但是年轻时，赶上下海经商的热潮，选择了经商。历经起伏，最后经过深思熟虑回到了中医行当。
孔令谦不仅继承了父业，还根据现实变化和需要，将中医学理论及孔门医学特点相结合，创平衡养生之法，将预防医学与治疗医学有机结合，强调“上工治未病”，提出四位一体的养生模式，成为闻名京城的健康管理专家。更重要的是，他借助自己的人生经验，采用现代的管理方法和理念使得孔医堂在发挥传统医道、医德的同时，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特点，发展壮大。
正是孔令谦的主持下，2007年孔伯华中医医术世家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被确定为北京市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项目单位。
孔令谦在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全面总结了以祖父孔伯华为代表的中医传统的多方面价值：
在理论方面，孔伯华对中医理论有重大发展和改良，比如，他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看其局部的病，而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特别强调“元气”；在治学方面，主张应熟读《内经》，参悟经旨，不泥于古，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在诊断方面，主张脉贵于神，意在匀和。2009年孔令谦在祖父著述的基础上收录了部分孔门传人的医学论文和医案，编著了撮要举凡、存其大体的《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一书。
在临床方面，孔伯华针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的改变，对传统医学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革新。论病切理精详，源流俱澈；用药随证化裁，不蹈成方。诊治不落俗套，敢于创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疗效突出，捷如桴鼓。
在人文价值方面，孔氏一门作为孔子后裔，秉承传统教育精神，具有深厚的文化理想和强烈的社会担当。他们作为中西方文化冲突之际的中医学代表，集数千年中医学术之大成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孔令谦的带领下，孔医堂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成为京城民营医疗机构的一面旗帜。2010年孔医堂望京馆开业。2012年孔医堂五棵松馆落成应诊。2013年成立北京上工坊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开始为企业客户提供健康管理服务。2014年三里屯馆获批营业。为了继承祖父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教育精神，2014年精心筹划的孔伯华学院开启，下设以国学精读为主的“紫禁学堂”，以中医教学为主的“国医学堂”，以儿童启蒙为主的“翰林学堂”和开展公益的“社区教室”，以文化滋养生活，推动中医现代化进程，并满足时代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
不仅如此，孔令谦以弘扬民族医学文化为己任，带领孔医堂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中医文化的科普宣传，为传统中医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几年来，他组织了数百场中医讲座向大众介绍中医药，展示中医药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获得全国中医药科学普及金话筒奖。他还编著《孔伯华及传人医案》、《孔伯华中医世家医学传习录》、《孔少华临床经验集》、《孔少华临证经验纂要》等重要著作，并组织重刊了祖父的《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等大型丛书，为祖国医学整理和保存了重要的文献。
医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精，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因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第二是诚，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以“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感同身受的心，策发“大慈恻隐之心”且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誉”“恃己所长，经略财物”。孔伯华家族正是这种大医精神的生动体现。
孔医堂不仅是看病之地
——对话非遗传承人孔令谦
笔者：孔伯华中医世家医术成为北京市非遗项目已经有7年，你在非遗的传承方面做了那些努力？对非遗的意义和价值有什么新的理解？
孔令谦：实际上，这些年来对我们来说，申报前也好申报后也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在做传承方面的事情。孔医堂这个医馆不仅仅是看病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承担传承文化，延续医学命脉的责任。
非遗的申报从国家的角度，规范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整理和挖掘几百年沉淀的瑰宝。但是从中医本身的特点上来说，中医作为非遗项目的评价和评审还可以根据其特点，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在我看来，中医主要是一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产生出各流派。比如从战国时期《黄帝内经》到汉代《伤寒论》奠定了中医基本理论和辩证施治的思想。但是，中医又在不断调整变化，为什么？因为人在变，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不同的人相同的病开的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有差异，儿童老年，春夏秋冬，都不一样。
国家规定民营机构不能生产医药，但我们可以开方剂，我们用什么设计方剂？这里体现的就是孔家的学术思想。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在于其非物质性，在于其精神性或者思想性。我们所做的是把这种学术思想传承下来，根据时代变化，进行调整，这样形成一整套对“文献经书”的理解。
笔者：你讲孔氏医学根据时代变化调整学术思想，根据你的理解，从孔老先生到现在我们针对现代人的疾病的状况，有哪些比较主导的思想变化。
孔令谦：我举个例子。去年一家电视台找我，要做“贴秋膘”的节目，我跟编导争论起来了。他想让我讲，到了秋天应该吃一些进补食物。但是，这不是我的思想，我恰恰认为“贴秋膘”的文化价值在当今大于使用价值，因为旧社会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冬天来临之前进补能量高的热性食物，可以抵御严寒。但是，现代社会，人们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营养过剩，这样还要“贴秋膘”？所以学术思想不是死的是活的。我祖父早年在京城看病，开的都是伤寒的方子，后来更多的是降火滋阴的方子，这是因为解放后，人们生活条件和体质上的变化。我父亲给一位贵人看病，开药用琥珀，只开两克，我说，不是都是4克吗？父亲说，他是有地位的人，买的琥珀比别人纯。这就是一种辩证思想。
所以中医注重形而下，比如用药配方，但是，更注重形而上的东西，它有技艺的发明和创造，但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创新变动。有人把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看做两派，其实瘟病学是基于《伤寒论》发展而来的，是创新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分门别派的结果，今天的病，古方有时候就不灵。怎么办？去创新。
笔者：你整理编著的这些文献主要都是医方，没有什么家族特殊保留的作为看家本领的东西吗？
孔令谦：我牵头编著的专业书，我祖父一本，我父亲孔少华一本，三伯父孔嗣华一本，大概四五本是纯学术的。这些学术书基本上涵盖了孔门医学学术思想体系的脉络。这个脉络是什么脉络？首先孔门医学学术的体现主要是方。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秘方，因为方是因时制宜的东西，大肆宣扬什么秘方那是江湖郎中。我祖父创办中医学院，培养了700多名学生，那也是毫无保留的，其中一些人还申请到了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
笔者：孔医堂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么，你理想中的孔医堂应该是什么样的格局？
孔令谦：理想中的孔医堂应该是从两个方面讲，一方面是从诊疗上讲，我祖父当年办北平国医学院的时候提了一个口号，他叫“兴教育以继传承”，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孔医堂的发展一定是教育传承与诊疗相辅相成的，一实一虚不能分离，医生脱离开临床医生毫无价值，讲课能讲，但看病不行，我们很多医药大学的教授都不会看病，
中医过去主要靠师承，但是这有局限性，我要建立现代的医学培养机构把师承的模式与现代的中医教育学结合起来。不能完全靠师承，它不会迅速的复制，但完全西化的教育，也不符合中医的规律。现在学中医的大学生完全是西化教育，没有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学习，中医也做实验，中医是讲宏观整体的，做什么实验？实验是微观的局部的。中医学包括了自然科学，还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大的综合体。所以我们有了孔医堂多样化的诊疗和教育相结合的这些平台，就可以开展大量的教育和传承。比如在孔伯华学院，我们招的学生主要就是来做临床实战的，你必须有医师资质，然后得跟老师实战过两三年，才能够进这个门，否则不行。
笔者：在你的感受中，这种家族的传承是如何开展的？你怎样理解中医传承的传统？
孔令谦：我父亲是想让我继承我祖父的东西，但是我继承得很有限，我也没有见过他，就跟我父亲学。算是点皮毛吧！
我父亲怎样培养我？就是背典籍。另外方面还有一种精神教育，就是要求：首先做人。我祖父说过这个话：要想成为合格的医生你先做合格的人，人都做不好不要做医生。
所以，孔氏收徒，必须是在这两个基本功达成的情况下。但是你不能只是看老师学，还要跟社会学，医生的水平是通过患者实践出来的。因此一个好医生的传承一定是在老师学生和患者三者之间。
笔者：我觉得你的管理和思维是很明显的现代式的。你如何看待中西医的关系？
孔令谦：什么是中医，有人说中医是道家，每个人理解不一样。我认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从无演变出来的，实际上都是从宗教脱离出来的，随着社会进步，现在的医学偏重于物质，所以他搞的是精细科学，甚至分子细胞化了，这是基于物质基础，所以他看病是微观局部、静态的。中医往大讲是形如宇宙，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人与社会与自然也是统一的，春夏秋冬的感冒，在病名上就不一样，夏天我们叫春瘟，夏天叫暑湿，秋天叫秋燥，冬季叫冬瘟，病名都不一样，而且感冒至少分实症、虚症、热症、寒症。中医是大中之症的意思，让一个人在大局面中求其和，自然社会的变化，升降出入无奇不有，中医在其中寻求平衡。
但是，中医如今依然面临着挑战。我们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全国中医师的统计数据是五十万，我们今天全国注册中医师才30万，所以不要以为中医发展了。
笔者：你自己曾经有一段经历是下海经商，为什么重新回来继承孔医堂的事业？
孔令谦：2004年我父亲去世了，他老想让我做大夫，花了很多心血，我没有当回事，下海了。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心病。他走了，我感觉被撞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得回归家庭的这个大传统，这个传统也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我可以讲课，但并不敢轻易看病，我们有很多好大夫。我发挥所长，从管理上对孔医堂进行一些规划、设计，结合时代发展，进行一些开拓。学医未必行医，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思想。
笔者：“学医未必行医”的思想依据是什么？
孔令谦：中国文化是相通的，思维是相通的。“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一个好中医管理好一个企业，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懂得这种平衡思想。实际上中医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大量看书，通过在临床上看病去掌握，但前提是你要具有中国文化的思维，所以中国医学首先代表的是中国的特有的思维方式，你有了这种思维方式，再去学中医就快了。纯逻辑地、纯理智地、纯物质地学中医是学不会的。
笔者：我们现在的接诊量如何？面向的客户人群是哪些？
孔令谦：我们四家馆，平均一年是20万人次的接诊量。
客户是多个层次。我们针对不同群体，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服务。也不完全是高端，什么人都有。中高端客户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我们每年拿出来公益门诊人次是6000人次。每个年轻大夫，每天拿出一个公益号。
笔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孔医堂一面锦旗也没有，这和我对中医场所的印象很不一样。
孔令谦：是这样，这是孔家的传统。我们主要靠信誉和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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