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1885～1955)，出生于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其祖父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天资聪颖，幼承家学，14岁开始专攻医学，医名传于四方。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应清廷太医院之聘来到京城，在外城医官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辛亥革命后，孔伯华辞去医官职务，悬壶应诊，疗效卓著，而立之年已誉满京城。
作为一代名老中医，孔伯华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思想也很高尚。在1917～1918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孔伯华与原清廷医官曹巽轩、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一道，先后两次到晋绥及河北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工作，事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长达10卷刊行于世。
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抗争。当时，孔伯华是华北中医界代表，并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到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
面对汪精卫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孔伯华义正辞严地提出：你们不信中医，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吧，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其余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有些服了，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
1930年，孔伯华与肖龙友合作创办了北国医学院，培养和壮大中医队伍。肖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聘请了当时第一流中医专家如赵锡武、王药雨、赵炳南、武彩臣、曹锡珍任教，直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中医事业，设立了专门的中医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挽救中医的政策。像孔伯华这样医德医术有口皆碑的名中医都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孔伯华对中医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前后，孔伯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孔伯华曾与毛泽东就中医学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谈。孔伯华表示中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遗产，可是在西医的冲击下，越来越不受重视，他希望国家从中医教育入手，振兴国医。毛泽东非常同意他对中医的见解，明确表示新中国绝对不会丢弃中医这样的国粹，并希望他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不久，周恩来就责成新华社和教育部的人专程到孔伯华家中取资料，当时孔伯华病倒了，他还是满腔热忱地接待了来访者，并让儿子孔嗣伯把自己当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时积累的两柜珍贵的办学资料全部找出来，无偿捐给了国家。
1956年，新中国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了四所高等中医学院，其肇始之德当归功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的远见卓识和积极争取。
现如今，孔伯华的后人与传人已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孔伯华之孙孔令谦搭建以北京名老中医、京城四大名医的传人和后人为主导的诊疗平台孔医堂，传承原汁原味的中医诊疗。倡导“经典与时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国际”相结合的理念，旨在弘扬中医传统文化，并丰富其内涵。同时，引导人们从这里读懂中医，传承中医文化精神，开启中医文化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