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祖父孔伯华诞辰120周年,我虽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父辈及众师伯常常提起,尤其是曾经找祖父诊过病的患者,当谈到祖父的医术及品德时,无不称赞。时间久了,我自然也就对祖父的事迹了然于心,更因能有这样一位祖父而自豪。
祖父孔伯华公,谱讳繁棣,号伯华,以字行,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公元1884年6月5日(清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卒于1955年11月23日,享年71岁。精于文史,尤善歧黄,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我家祖上原籍山东曲阜,后由上十代迁居汶上,再由前六代迁居济宁。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属于“大宗户”,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至孔伯华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并于同治元年因平叛殉难于台湾时,他的儿子孔宪高由台湾回到山东济宁。
孔宪高,孔伯华的祖父,光绪八年进士,诰授中宪大夫。孔宪高的儿子孔庆铣,我的曾祖父,河南补用知县,居北京,后迁居河北易县。宪高公精于文,亦精医理。祖父秉承家学,刻苦钻研,对有疾厄者,广为济益。时日既久,则精悟益深,阅历既多,术乃大进,声誉鹊起。延诊求方者,户屦常满,久抱沉屙者,多有奇验。
祖父23岁时,母病弥年,衣不解带,躬亲汤药,孝行之笃,可谓贤乎哉。至于如何喜爱中医,祖父在他的自传中有详尽记载。
他在自传中写道:伯华名繁棣,岁次丁酉生于山东济南。3岁随先祖官直隶新河,一年转新城及衡水、丰润、栾城、邯郸等县。先祖官县尹,兼善岐黄,家人有病,恒自医之。先母体弱多病,先祖立方,外县药物不备,尝随制药品为汤剂,得时习,心窃好之。庚子岁,先祖以病终于保定,余年16,随父奉祖母居于易州之南白杨村徐氏之宅。先严家居课子读书,余于立身处世颇增智识,每日得暇兼习医书,以心所好也。年17移居易县城里,得从医者研讨《内经》及古人方书,虽无专师,颇有心得,遇家人急病,恒治之有效。余叔妹8岁患跌仆后,成阴疽于右腕渐及腋足,8年未得治,辗转床褥,又8年,先婶优之,医者言不可治。余谏言于先婶曰:妹病垂危,以余辨之治法未当,不按阴疽治,不能愈也,今已垂危,不治必不能延寿,曷认余治,尚可希望于万一。婶从余言,一年而愈,惜着手太迟,致手足指关节不能全,而针茧膏调皆能任之,年近90始殁。从妹患肺痨,失治颇危。余曰:“病已至脾,尚少能饮食,骨蒸喘咳,大肉已脱而未至餮泻,尚可为。药之数月始瘳”。
尔后,祖父随家迁徙至河北省易县南白杨村定居,甫至即以医名。得悉此间有中医前辈梁纯仁与蔡秋棠者,二公学识渊博,医术高明,在此一带享有盛名。祖父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祖父之辨证察脉、造神人妙之颖悟才度,早有所闻,深为器重,故乐授其术,使祖父尽得其传。
祖父26岁始来北京,应聘任外城官医院医官之职。关于外城官医院,史料记载甚详:“清政府于光绪末年创建了两所医院,即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建于和平门外梁家园胡同,后迁至香厂路现宣武中医院址,其前身是养浩庐中医院,乃著名医家杨浩如先生创建。它是我国首创的既有西医、又有中医的综合性医院。医院分中医、西医两部分,群众首次接受西医大夫用西药治病,所用药品为粉剂、片剂或水剂,都比较简便,很受欢迎。西医、西药的引入打破了我国用中草药煎煮治病的传统习惯,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医学文化知识,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医院公开门诊,平民百姓均可挂号看病,对公职人员给以优先,每月诊治病人多达数千人次,甚至超过万人次”。筹建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新政,讲究卫生,除为病人治病外,还负责防疫等卫生事宜。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西医逐渐传入中国,这本不是坏事,但一些虚无主义者,盲目媚外,胡说中医学术既不科学,理论又极荒谬,是巫术,因而引起中医界老前辈们愤慨不平。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年国民党政府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于当年2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当时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一伙,抛出了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其中胡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谰言。该项荒谬提案居然被通过,当政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
这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表示坚决抗议,各界代表聚集上海,于3月17日召开临时大会,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我祖父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激昂慷慨,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有其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在数千年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蕃衍的伟大贡献,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因而获得社会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反动当局鉴于此种形势,被迫收回成命,并同意成立国医馆。至此,中医算是获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国医学。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祖父深深感到,当务之急,必须培养中医人材,壮大中医队伍,提高中医疗效,确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在紧要关头广大人民才能给予大力支持,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年,祖父与萧龙友先生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院址在西单北白庙胡同),萧为董事长,祖父为院长。遴聘当时第一流国手,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后由张斡卿担任难经教师),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后由王子衡担任温病教师),孔仲华(孔伯华胞弟)担任医古文和语文教师等。当时因办学经费拮据,祖父常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真正体现了医者仁术的大家风范。对待学生,祖父则不辞辛苦,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有时还要管学生的吃住。祖父一生,既无恒产,又无积蓄,逢年过节,必须靠向达仁堂、瑞蚨祥、谦祥益等几家借贷,加以维持。因此祖父之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令人肃然起敬。
“七·七”事变后,伪政权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假冒伪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有二年之久。最后,祖父与萧老毅然割爱,宁为玉碎,不作瓦全,遂于1943年毅然停办,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该学院办了14年,共毕业11班。第12、13班未至毕业,祖父很痛心地发给了学生肄业证书,叮嘱如肯自学,愿协助之,以完成学业。学院先后共毕业学员700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多成为骨干人才。
祖父学生马龙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步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二老生前在谈到祖父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对踵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晚年由于动作有所不便,精力有所不逮,始规定每天上、下午各诊40人,对急重病人准许额外加号。应邀出诊,事必躬亲,每遇疑难病者,归必提示生徒,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最后作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先生每手捻白须,含笑言道:“医司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辩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祖父题其诊室曰:“不龟手庐”。此祖父自谦,比喻自己只不过“不龟手”之雕虫小技而已。体现了祖父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听父辈讲:祖父性澹泊,尤喜爱兰花。当时居住于西单北宏庙胡同,在前厅东廊下摆有兰花数十盆,有瓯兰、建兰、蕙兰以及素心兰等,有春天开者,亦有秋天开者。每当花开,满院清香,阖宝馥溢。每当分根施肥,必亲自检点,指使为之。置身其地,使人感到一种“积德流芳,兰芬桂馥”的象征。他不但精于医,而且工于书法,临证亲笔疏方,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字体清秀俊逸,笔势潇洒。不唯工于小楷,且大字亦有专攻。每字逾尺,遒劲有力,深厚古朴。承四伯父孔祥琦赠予,我有幸保存祖父墨迹扇面书蓝亭集序和梅花图,视为珍宝。
祖父生前好友甚多,周自齐、张菊人、朱启黔、王静斋等皆家中常客。虽喜结文社,然交往很广。武学方面与孙公禄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常有往来,大伯孔祥琛因此与武学交缘,而其余4子皆承父业。
“五卅”运动之后,祖父热心爱国,为抵制日货,创制了一种“宝丹”药,功能芳香化浊,去秽避疫,止吐止痛,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颇受欢迎,盛销一时。为了预防感冒,还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也是常年施送,该茶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均有一定效果。此外还有几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也是常年施送。
在治学上祖父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师伯马龙伯在著述中写道:先师尝言:“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得其奥。”又常说:“`治病必求其本',乃坚不可移易者也。人之有本,犹如树木之有根,水流之有源,一旦罹病,求其本而治之,枝流末疾,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其本有二,先天之本在于肾,后天之本在于脾,先天之本以生之,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禀受系之,后天之本,肌体形之,故肾又为五脏之本,由此可知,肾为本中之本也。肾中有阴有阳,阴阳亦即水火,肾阴曰真阴,真阴即真精;肾阳曰真阳,真阳即真气。二者完实,则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二者损伤,则阴阳离决,精神乃绝。”先师还说:“上古之人,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肾中阴阳皆无所伤,其人民故曰朴。后世以降,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欲竭其精,耗散其真,自战其生,不能尽终其天年。此非时世有异,乃人为自将失之。古今之人,素质不同,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古方照脱,十不效一,职是故耳。”这体现了先师不是主张不用古方,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这是先师一贯的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医疗作风。
在学术方面,由祖父在晚年著述的《时斋医话》中可领略其要旨,他在著述中写道:“阴常不足,则阳常有余,此自然之理也。更加之意淫于外,五志之动皆为火。所以金代著名医学家刘河间有鉴于这种`世态居民有变'的现实,根据其创新独到之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倡`六气都从火化'之卓论,并将《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火与热,加以精辟阐发,其用心亦良苦矣。说者,多以为刘氏之立论,是为了矫正当时医者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在于此公是洞烛病机,为了解除民众疾苦,有不得已不如此者。
观其自述之`非余自炫,此一时,彼一时'一语,则显然明矣。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授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梯,得其真传,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高论,发明`相火'之根源。夫`阳常有余'者火也,`阴常不足'者热也,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丹溪主张保存阴液,谆诫`勿妄动相火',殆恐阴气先伤,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脱离现实,崇尚清谈,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以反驳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其说虽辩,但无视丹溪治效之现实,而自逞胸臆,未免失之于无谓也。”这些从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以及饮佩河间、推崇丹溪的这些卓见,可以看出祖父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注重躬亲践行的“实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在温病与伤寒区别方面,他认为:伤寒学派善用古方,也称为经方派;温病学派喜用凉药,故称为时方派。尊经方者,说“温病之病,本隶于伤寒论中,治温病之方,并不在伤寒论外”(见陆九芝《世补斋》)。信时方者称“治伤寒家,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遂使温热之旨,蒙昧不明”(见《温热经纬》陈伯平外感温热篇)。所谓伤寒学派和温热学派,也就是在治疗用药上,有辛温和辛凉之别。然中医治病的特点,首先在于辨证,其次才是用药。辨为伤寒,自当用辛温;辨为温病,自用辛凉解肌。辨证不明,用药必误。可见徐大椿“用药如用兵论”文之精辟深邃了。
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而伤寒论一书,对温、湿等也略有描述,因此,温病也包括在伤寒范围。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细译其意,所说的中风即一般伤寒之类。所说的伤寒,即一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所说的湿温,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伤寒。所说的热病,即暑温,相当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所说的温病,包括了各种热性病和传染病。明王安道曾说:“夫伤寒温暑,其类虽殊,其所受原则不殊也。因此,以所称而混其治,贻害后人。是伤寒温病虽统名为伤寒,而其病理性质大有区别。”
他还写道:“仲景之立法垂教,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所表现的阶段有别,并非病邪之真人卫、人气、人营、人血之意。吴鞠通氏之三焦辨证,亦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而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外慎勿构执。要知芩连知柏尽可回生,参术硝黄并能起死,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祖父荟萃诸家之说,出之以精确观点,非积学有得者,不能为之。
祖父一生治病,活人无算,经验颇多。其运机敏、奏效捷,使人目瞠心骇,在伯父孔祥琦著述《孔伯华医案拾遗》中有详述病案记载。
在用药上,祖父喜用石膏及极善用石膏,多为医林景仰诚服。谁知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据祖父弟子刘孝威回忆,祖父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所谓“石膏性大寒”之说,主要倡于唐宋之后,沿袭成风,欲明药性必须依据《本经》。并阐明其研究《本经》所分析之石膏应用方法曰:
“以我(自称)的经验来说,石膏是质重气轻,味辛微寒。辛能解肌热,寒能胜胃火,辛能走外,寒能沉内,具有两擅内外之功能。既能清肺胃之火,又能解三焦之热;既能解肌发汗,又能清热止汗,并且又有缓脾益气之功,上行至头之力。况它毫无药之不良气味,煎汤直如清水,服之无难。其它所有清凉解热泻火诸药,恐无及之者。总之石膏之清热泻火,止渴除烦,用于高热汗出、烦渴、神昏谵语等症,乃尽人之所皆知,此不过是侧重于伤寒、温病等外感性疾病而言。欲尽其能,还必须依据《本经》;欲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伤寒论》与温病学说。《本经》关于石膏的记载:`石膏味辛,微寒,主中风寒热,心下道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虽仅此35字,但意义深远,明乎此,则其性能功效庶乎尽焉。然则为何具体远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仲景《伤寒论》和后世的温病学说。盖仲景之《伤寒论》虽论伤寒,而百病皆在其中,所以读《伤寒论》应悟仲景法外之法,即此之谓也。后世的温病学说中很多办法,确乎具有卓效,实堪羽翼仲景。同样具有虽论温病,而百病皆在其中的崇高价值,所以必须明乎此,其运用才能左右逢源。仲景深得《本经》之奥,药味运用,悉出《本经》,后人遵用有验。温病学说药味之运用,多从仲景法中所悟出,符合《本经》之旨,后人遵用亦有验,此即不容移易之真理,故乐沿此道而行之。多年来关于石膏应用之一得,亦由此道所从来。”有关石膏应用心得,长辈孔嗣伯、孔少华有专门论著。
祖父于1952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曾上书陈情,云:“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中西医体系两异,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皆以治人之疾病为目的,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合一炉而治之,必将有所创新,能提高而跃进。”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由此可见祖父对中医人才教育的重视。
祖父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从无私请,总理重之。先生对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常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1952年周总理接见祖父时拍下的珍贵照片,已在总理之纪念展览中展出。
祖父以诊务过忙,济人事殷,著述无暇,不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加以系统总结,笔之于书,以公于世,献给人民,常引以为憾。故晚年常夜阑执笔,撰论达旦。所有遗稿如《脏象发微》、《时斋医话》、《中风》、《痢疾》等,率皆此时所留,但均未脱稿,现在都已整理成篇,出版发行。
祖父古稀之年,昼既忙于诊务,夜又勤于著述,劳力劳心,不逞寝息,积渐日久,时呈倦容。见者恐其健康状况日下,精力难以维持,群聚而进劝之,请以身体为重。祖父笑曰:“疗疾济世,治病如同救人,医生之为人民服务,行业非同一般,应急病人之所急,时刻为病人着想,存心解除病人之痛苦,挽救病人之危急,责无旁贷。一分能动,就得应诊,君不见抱病而苦人待我诊治,岂能为一己之私,置病人于不顾。身虽安闲,心将何忍。”
祖父身体已衰,但仍每日坚持为前来就诊患者诊治。1955年3月10日在出诊途中,突然出现腹痛寒战,但仍一心以病人为重,强忍坚持将数家诊毕,已额出凉汗,手足厥冷,方回寓所休息治疗。孰料从此病倒在床,时轻时重。
其间,敬爱的周总理特派人送来野山人参,祖父异常感动,常夜深仍执笔,著述达旦。犹自以病人为念,常曰:“病愈即速应诊。”至11月23日,体气大虚,自知不起,唯仍以行医50年,稍尽其利济之心,而人民大众,国家领导,给予了极大荣誉,只以累于诊务,未能达到完成总结毕生经验心得,为人民略尽微力之夙愿,耿耿于怀。所以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竟之志。”溘然与世长辞。
祖父逝世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担任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寓所吊唁,对家属慰勉备至,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卫生部更予以人力财力的大力相助,中医司的领导郭子化、吕炳奎等同志,一连数日,亲临先生住所,主持襄理丧葬事宜。
祖父生前好友、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惊闻噩耗,深为哀恸,并挥泪亲题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承家有子业当兴”,以悼亡灵。
1982年,在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怀下,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杂志》在北京中医医院召开孔伯华先生的经验介绍座谈会,并成立了孔伯华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中医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中医研究所副主任陈彤云,中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王鸣凤,以及各科研究组负责人方和谦、张作舟、李惠志,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危北海,伯父孔嗣伯、孔祥琦,父亲孔少华以及众师伯步玉如、王季儒、曲薄泉、刘孝威、屠金城、裴学义、宋柞民、刘延龄、姚国栋、袁树华、刘义芳、姚五达、杜香岩、刘春圃、杨大奇、马尤伯等人。会议由危北海院长主持。会上马尤伯、刘义芳、步玉如、孔嗣伯、孔祥琦、孔少华、屠金城等,各将所学到的祖父经验心得,作了如实的介绍。王鸣凤、危北海同志均在会上讲了话,对祖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示由市卫生局、北京中医学会大力支持,成立专题小组整理祖父经验,公之于世,造福人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及学术团体贯彻中医政策,重视老中医经验的第一次会议。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85年,为缅怀祖父对中医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全国政协、市政府、卫生部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祖父诞辰100周年活动,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等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于若木、朱仲丽、林恒、吕炳奎、关幼伯、陈大启及亲属等200多人。
1993年,在国家有关政策鼓舞支持下,在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及医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政部批准成立以祖父名号命名的中国孔伯华学术研究会,后因经费拮据及挂靠单位未能解决,邃被迫停业撤销,实为憾事!所幸上述会议的全部录音及活动史料,保存在我手中。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医学资料,同时也是对祖父的学术成就及医德医风的最好纪念与缅怀。
祖父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为了人民健康,鞠躬尽瘁。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