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伯华先生（1884~1955），山东曲阜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有功于中医事业的具有民族气节的医学家。
孔伯华先生，医道高、医德好。他一生治好了许多人的病，尤其医治好许多疑难症患者，在京家喻户晓、有口皆碑。30岁时，就名噪北京，被誉为四大名医之一（另3位是萧龙友、施今墨、往逢春），举国知名。所谓名医，是高级医学专家，就是尖子人才。
中医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同疾病作斗争，还要和社会上“中医不科学”等谬论作斗争。1929年春，国民党政府下令“取缔中医”，孔伯华先生曾代表中医界，率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在广大群众的声援下，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1930年，为了培养中医人才，孔伯华先生和和萧龙友先生合办了一所北京国医学院，聘请第一流专家、教授任教，经费困难，先生常常以诊费收入资助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对孔伯华先生非常器重。这位赫赫有名的医生孔伯华先生，和周总理有过多次交往。孔老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非常关心，受到周总理的当面表扬，周总理说：“孔老不谈空理，务求实干。”
孔伯华患病后，周总理立即派人前去孔家探望，并带去生活津贴500元钱，转达周总理的意见：希望孔伯华安心养病。现在看来，500元不算什么，在上世纪50年代，那是很大一笔钱。临走时，探病的人再三询问孔伯华有什么困难，连愿不愿意住院都问到了。孔伯华什么要求也没提。但是在孔伯华身边的一个学生知道自己的老师清贫，有困难又难以启齿，在送他们时说，孔老师的病很需要吃点东北野山参。原来孔伯华自知病入膏肓，难以治愈，只是担心在去世以前难以完成周总理要他整理医案的任务。如果有东北野山参顶着，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过了3天，周总理果真派人送来了两斤东北野山参，还附有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一封信。望着这些东西，孔伯华的眼睛湿润了，禁不住潸然泪下，还喃喃地说：“知我者，周总理也。”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孔伯华以惊人的毅力，再加上东北野山参的进补，使他日夜兼程，呕心沥血，常常深夜执笔，有时通宵达旦，终于完成了他的名著《时斋医话》。
周总理是最关心知识分子的。有道是：“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不知两斤东北野山参是干货还是鲜货。鲜货不好保存,干货的可能性大一些。如果是干货，如果说价值连城，未免有些夸张。为了救治名医，我们的党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当然，周总理是以公家名义送给孔伯华先生的，是代表党对孔伯华先生的关怀，具有更高层次的意义。
李维汉是中央统战部长，无疑孔伯华先生是民族人士，是统战对象。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信的内容，可以想到那一定是一封关心名医、爱护名医的信。
有东北野山参顶着或维持着，能不能延续一段时间呢？回答是肯定的。《本草求真》曰：“人参形状似人，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重订本草征要》曰：“人参得阳和之气，能回元气于重亡。”
我国古代中医理论，经过历史的严峻考验证明它是科学的。这里仅举二例以证之。
1976年，唐山大地震因腰椎压缩性骨折而致瘫的李素珍女士，曾运到吉林省通化矿务局医院治疗。外科医生在给她作减压手术时，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恶耗心情悲痛，手术做得不好，患者心脏出现骤停。当时正值凌晨，几个西医束手无策，老中医于洞扬先生毅然决然地用15克长白山人参煎汤给患者服下后，患者的心脏功能很快地恢复正常，使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人参能起死回生而深受感动。
吉林省白山市铁中副校长周伯祺先生说，他的故乡在浙江金华，与江西、福建两省交界地区。人们都喜欢用饭甑蒸人参水喝。文革期间，周父周巨禄（70岁），胃肠出血，又缺医少药，在病危时不能进食，无条件打点滴，只好靠儿子从东北寄会的长白山人参蒸水喝，维持了半个多月，使亲戚邻居目睹了长白山人参确有延续生命的巨大威力。周巨禄用的是园参，效果竟然如果之好，孔伯华先生用的是东北野山参，相信效果会更好，否则不会完成他的名著《时斋医话》的。
孔伯华先生逝世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深切关怀，成立了治丧委员会，由彭真同志主祭。周总理亲到孔伯华先生寓所吊唁，尉勉家属，关怀其后代之培养和教育，并对家中一切事宜都做了妥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