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科技报/2004 年/12 月/14 日/
今年是我的祖父孔伯华诞辰120 周年,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 但父辈及众师伯常常提起, 尤其是曾经找祖父诊过病的患者, 当谈到祖父的医术及品德时, 无不称赞。时间久了, 我自然也就对祖父的事迹了然于心, 更因能有这样一位祖父而自豪。
祖父孔伯华公, 谱讳繁棣, 号伯华, 以字行,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公元1884 年6 月5日(清光绪十年四月二十三日), 卒于1955 年11 月23 日, 享年71 岁。精于文史, 尤善歧黄,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
我家祖上原籍山东曲阜, 后由上十代迁居汶上, 再由前六代迁居济宁。据《孔子世家谱》载:孔伯华为孔子第七十四代孙, 属于“大宗户” , 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的第二子孔贞宁的后裔。至孔伯华曾祖父孔昭慈在任福建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 并于同治元年因平叛殉难于台湾时, 他的儿子孔宪高由台湾回到山东济宁。
孔宪高, 孔伯华的祖父, 光绪八年进士, 诰授中宪大夫。孔宪高的儿子孔庆铣, 我的曾祖父, 河南补用知县, 居北京, 后迁居河北易县。宪高公精于文, 亦精医理。祖父秉承家学, 刻苦钻研,对有疾厄者, 广为济益。时日既久, 则精悟益深, 阅历既多, 术乃大进, 声誉鹊起。延诊求方者, 户屦常满, 久抱沉屙者, 多有奇验。
祖父23 岁时, 母病弥年, 衣不解带, 躬亲汤药, 孝行之笃, 可谓贤乎哉。至于如何喜爱中医, 祖父在他的自传中有详尽记载。
他在自传中写道:伯华名繁棣, 岁次丁酉生于山东济南。3 岁随先祖官直隶新河, 一年转新城及衡水、丰润、栾城、邯郸等县。先祖官县尹, 兼善岐黄, 家人有病, 恒自医之。先母体弱多病, 先祖立方, 外县药物不备, 尝随制药品为汤剂, 得时习, 心窃好之。庚子岁, 先祖以病终于保定, 余年16 , 随父奉祖母居于易州之南白杨村徐氏之宅。先严家居课子读书, 余于立身处世颇增智识, 每日得暇兼习医书, 以心所好也。年17 移居易县城里, 得从医者研讨《内经》及古人方书, 虽无专师, 颇有心得, 遇家人急病,恒治之有效。余叔妹8 岁患跌仆后, 成阴疽于右腕渐及腋足, 8 年未得治, 辗转床褥, 又8 年,先婶优之, 医者言不可治。余谏言于先婶曰:妹病垂危, 以余辨之治法未当, 不按阴疽治, 不能愈也, 今已垂危, 不治必不能延寿, 曷认余治, 尚可希望于万一。婶从余言, 一年而愈, 惜着手太迟,致手足指关节不能全, 而针茧膏调皆能任之, 年近90 始殁。从妹患肺痨, 失治颇危。余曰:“病已至脾, 尚少能饮食, 骨蒸喘咳, 大肉已脱而未至餮泻, 尚可为。药之数月始瘳” 。
尔后, 祖父随家迁徙至河北省易县南白杨村定居, 甫至即以医名。得悉此间有中医前辈梁纯仁与蔡秋棠者, 二公学识渊博, 医术高明,在此一带享有盛名。祖父即虚心前往求教。二公对祖父之辨证察脉、造神人妙之颖悟才度, 早有所闻, 深为器重, 故乐授其术, 使祖父尽得其传。
祖父26 岁始来北京, 应聘任外城官医院医官之职。关于外城官医院, 史料记载甚详:“清政府于光绪末年创建了两所医院, 即内城官医院与外城官医院。外城官医院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初建于和平门外梁家园胡同, 后迁至香厂路现宣武中医院址, 其前身是养浩庐中医院,乃著名医家杨浩如先生创建。它是我国首创的既有西医、又有中医的综合性医院。医院分中医、西医两部分, 群众首次接受西医大夫用西药治病, 所用药品为粉剂、片剂或水剂, 都比较简便, 很受欢迎。西医、西药的引入打破了我国用中草药煎煮治病的传统习惯, 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医学文化知识, 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医院公开门诊, 平民百姓均可挂号看病, 对公职人员给以优先, 每月诊治病人多达数千人次, 甚至超过万人次” 。筹建医院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新政, 讲究卫生, 除为病人治病外, 还负责防疫等卫生事宜。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西医逐渐传入中国, 这本不是坏事, 但一些虚无主义者, 盲目媚外, 胡说中医学术既不科学, 理论又极荒谬, 是巫术, 因而引起中医界老前辈们愤慨不平。双方在报刊上展开激烈论战。1929 年国民党政府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 于当年2 月召开中央第一次卫生委员会议。当时最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一伙, 抛出了一项“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 其中胡说什么“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 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等等谰言。该项荒谬提案居然被通过, 当政随即作出决议“取缔中医” 。这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极大公愤。全国中医及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 表示坚决抗议, 各界代表聚集上海, 于3 月17 日召开临时大会, 会议通过决议, 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 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 。我祖父当时为华北中医代表, 被推选为临时主席, 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 据理力争, 激昂慷慨, 要求政府取消这项决议。由于中医中药有其深厚而又广博的根源, 在数千年中确有保障人民健康、昌盛民族蕃衍的伟大贡献, 拥有全国亿万人民的真诚信仰和全力支持, 因而获得社会上公正舆论的极大支持。反动当局鉴于此种形势, 被迫收回成命, 并同意成立国医馆。至此, 中医算是获得了些微的合法保障, 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祖国医学。
经过此番激烈斗争, 祖父深深感到, 当务之急, 必须培养中医人材, 壮大中医队伍, 提高中医疗效, 确保人民健康。真能把病治好, 才能获得广大人民的由衷信任, 在紧要关头广大人民才能给予大力支持, 中医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30 年, 祖父与萧龙友先生合力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院址在西单北白庙胡同), 萧为董事长, 祖父为院长。遴聘当时第一流国手, 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师。如瞿文楼担任儿科教师, 姚季英担任诊断和妇科教师, 周吉人担任内经和难经教师(后由张斡卿担任难经教师), 李卓如担任伤寒教师, 宗馨吾担任金匮教师, 孟庆三担任药物教师, 张菊人担任内科和温病教师(后由王子衡担任温病教师), 孔仲华(孔伯华胞弟)担任医古文和语文教师等。当时因办学经费拮据, 祖父常从门诊收入中挪补开支, 真正体现了医者仁术的大家风范。对待学生, 祖父则不辞辛苦, 亲自与萧老带领学生轮流实习, 有时还要管学生的吃住。祖父一生, 既无恒产, 又无积蓄, 逢年过节, 必须靠向达仁堂、瑞蚨祥、谦祥益等几家借贷, 加以维持。因此祖父之仗义疏财、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 令人肃然起敬。
“七·七”事变后, 伪政权企图接管北平国医学院。他们假冒伪善, 软硬兼施, 威胁利诱有二年之久。最后, 祖父与萧老毅然割爱, 宁为玉碎, 不作瓦全, 遂于1943 年毅然停办, 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该学院办了14 年, 共毕业11 班。第12 、13 班未至毕业, 祖父很痛心地发给了学生肄业证书, 叮嘱如肯自学, 愿协助之, 以完成学业。
学院先后共毕业学员700 余人, 分布在全国各地, 他们在医药卫生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多成为骨干人才。
祖父学生马龙伯(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步玉如(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二老生前在谈到祖父时曾说:老师平易近人, 有求必应, 对踵门求诊者从来不加限制。晚年由于动作有所不便, 精力有所不逮, 始规定每天上、下午各诊40人, 对急重病人准许额外加号。应邀出诊, 事必躬亲, 每遇疑难病者, 归必提示生徒, 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 畅所欲言, 尽情辩论, 最后作出总结, 指归而教之。先生每手捻白须, 含笑言道:“医司人命, 生死攸关, 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 似是而非者辨之, 愈辩愈明, 才能使病无遁形, 药不虚发。” 祖父题其诊室曰:“不龟手庐” 。此祖父自谦, 比喻自己只不过“不龟手”之雕虫小技而已。体现了祖父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
听父辈讲:祖父性澹泊, 尤喜爱兰花。当时居住于西单北宏庙胡同, 在前厅东廊下摆有兰花数十盆, 有瓯兰、建兰、蕙兰以及素心兰等, 有春天开者, 亦有秋天开者。每当花开, 满院清香, 阖宝馥溢。每当分根施肥, 必亲自检点, 指使为之。置身其地, 使人感到一种“积德流芳,兰芬桂馥”的象征。他不但精于医, 而且工于书法, 临证亲笔疏方, 病因脉治之医案书于前, “君臣佐使”之药味列于后, 字体清秀俊逸, 笔势潇洒。不唯工于小楷, 且大字亦有专攻。每字逾尺, 遒劲有力, 深厚古朴。承四伯父孔祥琦赠予, 我有幸保存祖父墨迹扇面书蓝亭集序和梅花图, 视为珍宝。
祖父生前好友甚多, 周自齐、张菊人、朱启黔、王静斋等皆家中常客。虽喜结文社, 然交往很广。武学方面与孙公禄堂(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常有往来, 大伯孔祥琛因此与武学交缘, 而其余4 子皆承父业。
“五卅”运动之后, 祖父热心爱国, 为抵制日货, 创制了一种“宝丹”药, 功能芳香化浊, 去秽避疫, 止吐止痛, 效力高于日本宝丹及一般避瘟散等。当时在前门外大栅栏达仁堂寄售, 颇受欢迎, 盛销一时。为了预防感冒, 还创制了一种“清灵甘露茶” , 也是常年施送, 该茶对于防治感冒、预防中暑, 均有一定效果。此外还有几种治妇科病的丸药和几种治外科病的药膏, 也是常年施送。
在治学上祖父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 师伯马龙伯在著述中写道:先师尝言:“医之为道, 非精不能明其理, 非博不能得其奥。”又常说:“`治病必求其本' , 乃坚不可移易者也。人之有本,犹如树木之有根, 水流之有源, 一旦罹病, 求其本而治之, 枝流末疾, 将不治而自治矣。人之一身, 其本有二, 先天之本在于肾, 后天之本在于脾, 先天之本以生之, 后天之本以养之。故肾为生气之原, 脾为运化之主。先天之本, 禀受系之, 后天之本, 肌体形之, 故肾又为五脏之本, 由此可知, 肾为本中之本也。肾中有阴有阳, 阴阳亦即水火, 肾阴曰真阴, 真阴即真精;肾阳曰真阳, 真阳即真气。二者完实, 则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二者损伤, 则阴阳离决, 精神乃绝。”
先师还说:“上古之人, 嗜欲不能劳其目, 淫邪不能惑其心, 肾中阴阳皆无所伤, 其人民故曰朴。后世以降, 以酒为浆, 以妄为常, 逆于生乐,欲竭其精, 耗散其真, 自战其生, 不能尽终其天年。此非时世有异, 乃人为自将失之。古今之人, 素质不同, 故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疗病必须自为家法, 古方照脱, 十不效一, 职是故耳。”这体现了先师不是主张不用古方, 而是主张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方, 这是先师一贯的师古而不泥古的治学态度和医疗作风。
在学术方面, 由祖父在晚年著述的《时斋医话》中可领略其要旨, 他在著述中写道:“阴常不足, 则阳常有余, 此自然之理也。更加之意淫于外, 五志之动皆为火。所以金代著名医学家刘河间有鉴于这种`世态居民有变' 的现实, 根据其创新独到之寒能胜热、辛凉解表等医疗经验,而倡`六气都从火化' 之卓论, 并将《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中火与热, 加以精辟阐发, 其用心亦良苦矣。说者, 多以为刘氏之立论, 是为了矫正当时医者惯用辛燥温补而产生流弊的医疗作风, 余则谓未必尽然。主要在于此公是洞烛病机, 为了解除民众疾苦, 有不得已不如此者。
观其自述之`非余自炫, 此一时, 彼一时' 一语,则显然明矣。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 授业于河间再传弟子罗知梯, 得其真传, 提出`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 的高论, 发明`相火' 之根源。夫`阳常有余' 者火也, `阴常不足' 者热也, 只不过有其虚与实耳。丹溪主张保存阴液, 谆诫`勿妄动相火' , 殆恐阴气先伤, 阳气独发也。其治辄效, 足证恰中病情。至于明代张景岳氏, 脱离现实, 崇尚清谈, 立《真阴论》、《大宝论》等篇, 以反驳丹溪`阳常有余, 阴常不足' 之说, 其说虽辩,但无视丹溪治效之现实, 而自逞胸臆, 未免失之于无谓也。”这些从实际观察有感而发的见解,结合其一贯认为古今之人素质不同, 不能照搬古方以治今病的主张, 以及饮佩河间、推崇丹溪的这些卓见, 可以看出祖父之反对脱离实际的“虚学” 、注重躬亲践行的“实学”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观点。
在温病与伤寒区别方面, 他认为:伤寒学派善用古方, 也称为经方派;温病学派喜用凉药,故称为时方派。尊经方者, 说“温病之病, 本隶于伤寒论中, 治温病之方, 并不在伤寒论外”(见陆九芝《世补斋》)。信时方者称“治伤寒家, 徒守发表攻里之成方, 不计辛热苦寒之贻害, 遂使温热之旨, 蒙昧不明”(见《温热经纬》陈伯平外感温热篇)。所谓伤寒学派和温热学派, 也就是在治疗用药上, 有辛温和辛凉之别。然中医治病的特点, 首先在于辨证, 其次才是用药。辨为伤寒, 自当用辛温;辨为温病, 自用辛凉解肌。辨证不明, 用药必误。可见徐大椿“用药如用兵论”文之精辟深邃了。
温病学说, 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而伤寒论一书, 对温、湿等也略有描述, 因此, 温病也包括在伤寒范围。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 有中风, 有伤寒, 有湿温, 有热病, 有温病。”细译其意, 所说的中风即一般伤寒之类。所说的伤寒, 即一般感冒和流行性感冒。所说的湿温, 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伤寒。所说的热病,即暑温, 相当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所说的温病,包括了各种热性病和传染病。明王安道曾说:“夫伤寒温暑, 其类虽殊, 其所受原则不殊也。
因此, 以所称而混其治, 贻害后人。是伤寒温病虽统名为伤寒, 而其病理性质大有区别。”他还写道:“仲景之立法垂教, 乃法外有方,方外有法, 金元四大家虽各成一派, 乃羽翼仲景也。后世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 深究其理,乃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所表现的阶段有别, 并非病邪之真人卫、人气、人营、人血之意。吴鞠通氏之三焦辨证, 亦是说明温病之轻重浅深, 而并非病邪果真据于上焦、中焦、下焦之意, 亦皆羽翼仲景也。此等外慎勿构执。要知芩连知柏尽可回生, 参术硝黄并能起死, 唯在用之当与不当耳。”祖父荟萃诸家之说, 出之以精确观点, 非积学有得者, 不能为之。
祖父一生治病, 活人无算, 经验颇多。其运机敏、奏效捷, 使人目瞠心骇, 在伯父孔祥琦著述《孔伯华医案拾遗》中有详述病案记载。在用药上, 祖父喜用石膏及极善用石膏, 多为医林景仰诚服。谁知经验系从《本经》中得来。据祖父弟子刘孝威回忆, 祖父在讲《本经》时,曾一再指出石膏之性能是微寒无毒;所谓“石膏性大寒”之说, 主要倡于唐宋之后, 沿袭成风, 欲明药性必须依据《本经》。并阐明其研究《本经》所分析之石膏应用方法曰:
“以我(自称)的经验来说, 石膏是质重气轻, 味辛微寒。辛能解肌热, 寒能胜胃火, 辛能走外, 寒能沉内, 具有两擅内外之功能。既能清肺胃之火, 又能解三焦之热;既能解肌发汗, 又能清热止汗, 并且又有缓脾益气之功, 上行至头之力。况它毫无药之不良气味, 煎汤直如清水,服之无难。其它所有清凉解热泻火诸药, 恐无及之者。总之石膏之清热泻火, 止渴除烦, 用于高热汗出、烦渴、神昏谵语等症, 乃尽人之所皆知, 此不过是侧重于伤寒、温病等外感性疾病而言。欲尽其能, 还必须依据《本经》;欲尽其用,还必须参照《伤寒论》与温病学说。《本经》关于石膏的记载:`石膏味辛, 微寒, 主中风寒热, 心下道气, 惊喘, 口干舌焦, 不能息, 腹中坚痛, 除邪鬼, 产乳, 金疮。' 虽仅此35 字, 但意义深远,明乎此, 则其性能功效庶乎尽焉。然则为何具体远尽其用, 还必须参照仲景《伤寒论》和后世的温病学说。盖仲景之《伤寒论》虽论伤寒, 而百病皆在其中, 所以读《伤寒论》应悟仲景法外之法, 即此之谓也。后世的温病学说中很多办法, 确乎具有卓效, 实堪羽翼仲景。同样具有虽论温病, 而百病皆在其中的崇高价值, 所以必须明乎此, 其运用才能左右逢源。仲景深得《本经》之奥, 药味运用, 悉出《本经》, 后人遵用有验。温病学说药味之运用, 多从仲景法中所悟出, 符合《本经》之旨, 后人遵用亦有验, 此即不容移易之真理, 故乐沿此道而行之。多年来关于石膏应用之一得, 亦由此道所从来。” 有关石膏应用心得, 长辈孔嗣伯、孔少华有专门论著。
祖父于1952 年在西郊玉泉山受到毛主席接见之后, 曾上书陈情, 云:“医之作也, 求百病之本, 执技精良, 方能拯济疾苦, 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中西医体系两异, 其理法说教虽有不同, 皆以治人之疾病为目的, 其用心并无二致。取长补短, 合一炉而治之, 必将有所创新, 能提高而跃进。”又有“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 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 得到发扬, 幸何如之!愿尽绵薄, 努力发掘, 以期臻于至善, 使对全人类之健康, 庇渥是依” 。由此可见祖父对中医人才教育的重视。
祖父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从无私请, 总理重之。先生对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 备至关怀, 多所建树, 常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 务求实干。”1952 年周总理接见祖父时拍下的珍贵照片, 已在总理之纪念展览中展出。
祖父以诊务过忙, 济人事殷, 著述无暇, 不能将一生积累之经验心得, 加以系统总结, 笔之于书, 以公于世, 献给人民, 常引以为憾。故晚年常夜阑执笔, 撰论达旦。所有遗稿如《脏象发微》、《时斋医话》、《中风》、《痢疾》等, 率皆此时所留, 但均未脱稿, 现在都已整理成篇, 出版发行。
祖父古稀之年, 昼既忙于诊务, 夜又勤于著述, 劳力劳心, 不逞寝息, 积渐日久, 时呈倦容。见者恐其健康状况日下, 精力难以维持, 群聚而进劝之, 请以身体为重。祖父笑曰:“疗疾济世,治病如同救人, 医生之为人民服务, 行业非同一般, 应急病人之所急, 时刻为病人着想, 存心解除病人之痛苦, 挽救病人之危急, 责无旁贷。一分能动, 就得应诊, 君不见抱病而苦人待我诊治, 岂能为一己之私, 置病人于不顾。身虽安闲, 心将何忍。”
祖父身体已衰, 但仍每日坚持为前来就诊患者诊治。1955 年3 月10 日在出诊途中, 突然出现腹痛寒战, 但仍一心以病人为重, 强忍坚持将数家诊毕, 已额出凉汗, 手足厥冷, 方回寓所休息治疗。孰料从此病倒在床, 时轻时重。其间, 敬爱的周总理特派人送来野山人参, 祖父异常感动, 常夜深仍执笔, 著述达旦。犹自以病人为念, 常曰:“病愈即速应诊。”至11 月23 日,体气大虚, 自知不起, 唯仍以行医50 年, 稍尽其利济之心, 而人民大众, 国家领导, 给予了极大荣誉, 只以累于诊务, 未能达到完成总结毕生经验心得, 为人民略尽微力之夙愿, 耿耿于怀。所以临终遗嘱:“儿孙弟子, 凡从我学业者, 以后要各尽全力, 为人民很好服务, 以承我未竟之志。”溘然与世长辞。
祖父逝世以后, 党中央、毛主席深切关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担任了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寓所吊唁, 对家属慰勉备至, 特别关怀先生后代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卫生部更予以人力财力的大力相助, 中医司的领导郭子化、吕炳奎等同志, 一连数日, 亲临先生住所, 主持襄理丧葬事宜。
祖父生前好友、八旬高龄的萧龙友先生, 惊闻噩耗, 深为哀恸, 并挥泪亲题哀挽:“抱病哭君魂欲断, 承家有子业当兴” , 以悼亡灵。
1982 年, 在有关部门的直接关怀下, 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医杂志》在北京中医医院召开孔伯华先生的经验介绍座谈会, 并成立了孔伯华学术经验整理小组。出席座谈会的有北京中医学会秘书长、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中医研究所副主任陈彤云, 中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王鸣凤, 以及各科研究组负责人方和谦、张作舟、李惠志, 北京《中医杂志》副主编、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危北海, 伯父孔嗣伯、孔祥琦, 父亲孔少华以及众师伯步玉如、王季儒、曲薄泉、刘孝威、屠金城、裴学义、宋柞民、刘延龄、姚国栋、袁树华、刘义芳、姚五达、杜香岩、刘春圃、杨大奇、马尤伯等人。会议由危北海院长主持。会上马尤伯、刘义芳、步玉如、孔嗣伯、孔祥琦、孔少华、屠金城等, 各将所学到的祖父经验心得, 作了如实的介绍。王鸣凤、危北海同志均在会上讲了话, 对祖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示由市卫生局、北京中医学会大力支持, 成立专题小组整理祖父经验, 公之于世, 造福人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政府及学术团体贯彻中医政策, 重视老中医经验的第一次会议。这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985 年, 为缅怀祖父对中医学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全国政协、市政府、卫生部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纪念祖父诞辰100 周年活动, 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等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于若木、朱仲丽、林恒、吕炳奎、关幼伯、陈大启及亲属等200 多人。
1993 年, 在国家有关政策鼓舞支持下, 在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及医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政部批准成立以祖父名号命名的中国孔伯华学术研究会, 后因经费拮据及挂靠单位未能解决, 邃被迫停业撤销, 实为憾事! 所幸上述会议的全部录音及活动史料,保存在我手中。这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医学资料, 同时也是对祖父的学术成就及医德医风的最好纪念与缅怀。
祖父一生为了振兴祖国医学事业, 为了人民健康, 鞠躬尽瘁。他的崇高精神和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