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石膏孔”
孔伯华1884 年6 月5日出生于山东济南。虽没有专门的老师，家传医术却让孔伯华逐渐远近闻名。1910年，孔伯华始入京城，应聘外城官医院医官之职。
据史料记载，1917 年晋绥一带流行鼠疫，沿村相继传染，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政府派遣“晋绥防疫队”，官医院医官杨浩如、陈企董、陈伯雅同往参加，孔伯华与张菊人留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次年夏秋之交，廊坊一带又起“虎疫”（旧称霍乱），孔伯华与张菊人等人再次参加防治，设临时防疫医疗队于廊坊一学校内，他们每日深入村庄，边做防治，边做宣传，其行为与当今流感疫情防治甚为相似。
疫情结束，孔伯华与张菊人等人分头编写《传染病人种证治析疑》10 卷存世。新中国成立后，张菊人担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孔与张同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亦有当时之功。
“当时的中医，基本都在药店坐堂诊病，我祖父也不例外。”孔伯华之孙孔令谦介绍说。孔伯华辞去外城官医院医官后，于达仁堂等处悬壶应诊，投无不效，名震京师。在用药上，孔伯华喜用石膏且极善用石膏，为医林景仰诚服，人送名号“石膏孔”。
1919 年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医逐渐传入中国，一些学者开始抨击中医，指责中医不科学，理论荒谬。1929年，当时最为反对中医的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提案，主张取缔中医。提案被当局通过，引发全国中医界反对，各地代表聚集上海，组织“联合赴京请愿团”，孔伯华作为华北中医代表，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前往南京汪精卫政府请愿。
面对汪精卫，孔伯华提出“打擂”———以治病效果论胜负———找 12 名病人，由西医先挑6 名病人治疗，剩下的6 名病人用中医治疗。
汪精卫同意了“打擂”提议，孔伯华分到了患有高烧、咳喘的病人。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之后，汪精卫将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处治疗，效果亦令人满意，加之国内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政府当局收回提案，并同意成立国医馆。
而“四大名医”一说的由来是在打擂之后。1935 年，放弃废止中医打算的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平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挑选了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4 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说法。“四大名医”各有专长，孔伯华以治疗温热病而出名。
给毛泽东看病
1951 年的一天，一辆苏联制造的高级黑色轿车停到了土儿胡同的一处四合院前，走下汽车的是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央保健局局长的傅连璋。由于毛主席偶感风寒，发烧已一周多，傅连璋特地上门请孔伯华出诊。
傅连璋带着孔伯华和他的儿子孔嗣伯，走进了双清别墅，径直来到毛主席的卧室。毛主席正斜躺在床上看书，见孔伯华进来，忙伸出手相握，说：“早闻孔老大名，您是孔子多少代孙呀？”孔伯华回答：“第74 代。”“好啊，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您创办的北平国医学院，为我国中医事业做了很大贡献！”第一次见毛主席，孔伯华没有想到毛主席竟对自己这么了解，不由心中暗暗叹服。
诊病之后，孔伯华口授了一个药方，药量是两到三服，吃过两服，再看效果。结果毛主席吃完两服后，效果甚佳，连忙委托傅连璋给孔伯华打电话，希望孔伯华能再来双清别墅。
二进双清别墅时，孔伯华在凉亭内与毛主席就中医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谈。孔伯华表示，中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可是在西医的冲击下，越来越不受重视，他希望国家从中医教育入手，振兴国医。毛泽东非常同意孔伯华对中医的见解，明确表示新中国绝对不会丢弃中医这样的国粹，并希望他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回到家中，孔伯华难以抑制心中兴奋，连夜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医之活人，何分中西，存心一也，但其理法不同。今逢毛主席洞察其旨，发扬数千年之文化，何幸如之。愿努力发挥，以期理法臻于完善，达于全球，使病者有所依，必先从教育人才始。”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很快批给周恩来，建议总理找机会与孔伯华谈一下。周恩来将孔伯华请进中南海，再次表明了毛主席的支持态度，并表示政府正在筹备教学大纲，成立新中国的中医学院。听到这个消息，孔伯华表示愿意把自己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有关办学资料献给国家，以资借鉴。周恩来说：“好啊，您老年纪大了，不能出任院长，还可以当顾问嘛！”
1955 年3 月10 日，年已古稀的孔伯华出诊途中突感不适，从此一病不起。同年11 月23 日，孔伯华立临终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孔伯华去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亲往寓所吊唁。
1956 年，4 所高等中医学院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创办，成为新中国中医教育之始，孔伯华的遗愿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