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者时医也。北京的名医是在妇孺皆知, 有口皆碑的广大群众推崇信赖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正和清代名医徐灵胎关于时医和名医的论述是相吻合的。北京是古老城市, 历代常在此建都, 经济文化发达, 医学也相应发展, 由儒而医, 名医辈出。晚清以来直至民国, 北京群众中流传着四大名医的称誉。他们是: 擅长治虚劳病的萧龙友, 擅治温热病( 相当于发高烧的病及部分传染性疾病) 的孔伯华, 长于治湿温病( 一般多见于夏秋之交, 由于暑热与湿气侵入人体,破坏了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 引起了病理变化, 这种病理变化特别表现在胃肠消化或吸收机能的障碍上, 而兼有热象的称为湿温病) 的汪逢春, 以及擅长于治疗心脏病及其他内科杂病( 如糖尿病、神经衰弱、高血压病、气管炎病等) 的施今墨。
施今墨( 公元1 8 8 2~ 1 9 6 8 ) , 沁矛江萧山人。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 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 后以宦海浮沉, 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汇通, 尝谓: “ 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 必须与西洋医学相汇通, 始能究明真理。” 素主中医辨证, 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 总结疾病规律, 才能取得古人理论精华, 指导临床实践, 因此独创一格, 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 联络各省医家, 数次请愿, 与国民党当局力争, 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 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材, 不许成立中医学校, 限制开业登记, 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 华北国医学院” , 惨淡经营, 直至解放前, 培养出六、七百位好的中医人材。 他擅长胃肠病及妇科病, 晚年研究冠心病及防老诸法。 解放后, 北京医院聘施氏为顾问,其处方、丸药, 脍炙人口, 流传海外, 如施今墨气管炎丸、高血压速降丸、强心脏丸等多种。 他对糖尿病之治疗有独到之处, 热症主以人参白虎汤(人参、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 , 揭饮无度(多饮) 伤津, 治以增液合生脉法(玄参、麦冬、生地称增液汤, 人参、麦冬、五味子称生脉散) , 减除尿糖, 用黄蔑配山药, 绿豆衣配慧芭仁, 减除血糖, 用苍术配玄参, 糖尿不必戒蜜, 可服蜜丸, 重用黄茂、人参, 并主张采用脏器疗法, 用猪、鸡、鸭胰子。
施先生尝谓: 临证如临阵, 用药如用兵。必须明辨症候, 详慎组方, 灵活用药。不知医理, 即难辨证, 辨证不明, 无从立法, 遂致堆砌药味, 杂乱无章, 必不能取得临床疗效。施先生在华北国医学院亲自授课, 并带临床实习, 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主张有是证用是药, 不应以各人所好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 不能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所以他善用《伤寒》《金曦》诸方, 并导求民间疗法, 做到“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 。疗效卓著, 至今犹为各界人士所称道。
施先生一生, 在医学上勇于革新, 五十年前即提倡中西医汇通, 对于中药, 力图改进剂型, 曾创办“ 中药制药厂” , 历经艰苦的过程, 他的革新愿望, 至老不衰。 他还曾先后到明德堂、万全堂、千芝堂等药店坐堂应诊, 开创医生坐堂应诊的范例。他的医案, 常附两说, 中西并举, 融会贯通。
临终时, 他还嘱咐将遗体解剖, 贡献于医学事业。
施先生曾受毛泽东主席接见, 又受敬爱的周总理关怀。党中央制定中医政策, 开办中医学院, 成立中医医院, 使中医重见光明, 后继有人。毛泽东同志提出中西医结合, 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使他的心愿将得以偿,他更坚决拥护共产党, 愿以毕生精力, 贡献给人民。并嘱门生, 总结历年临床经验。解放前曾出版过《祝选施今墨医案》, 由祝湛予主编,上下两册, 内容丰富, 分析清爽, 为施氏医案精华。解放后祝氏邀集同窗学友, 又进行整理, 曾油印十三分册, 案前并附有师门语录,案后附有按语解说。晚年他又曾亲自整理解放后临床医案, 阐述学术观点, 拟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
四大名医在解放前曾被伪卫生局聘请为中医主考官, 参予命题、阅卷、口试、评定等工作。解放后, 四大名医除汪逢春先生早故外,都被北京中医学会聘为顾问, 萧龙友、孔伯华在中医研究院成立时被聘为名誉正副院长,施今墨被北京医院聘为顾问, 主持中医会诊。
